许晓光：任中敏先生片忆

  任中敏（1897—1991），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半塘，扬州人，1918年就读北大国文系，与朱自清同期（朱自清先在哲学系后转国文系）。师从吴梅先生，专攻词曲，成为我国近代散曲学的重要奠基人，编著《散曲丛刊》十五种，《新曲苑》二十四种，作品《词曲通义》等等。二北，即北宋词北散曲。后研讨唐代音乐文艺，号半塘，作品《唐捉弄》、《唐声诗》、《教坊记笺订》、《优语集》、《敦煌歌辞总编》等等，隆誉学界。

  我的舅爷是闻名文史学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我曾在四川师范大学爸爸妈妈家中读到《从二北到半塘》一书，是由任先生的学术帮手龙晦教授托付儿子龙达瑞（也是我的老友，现为美国西莱大学教授）送来的“今世江苏学人丛书”之一。读后才算是对我知道、来往多年的舅爷的人品、治学及学术成果有了较为深化的了解。2010年盛夏偶遇舅爷的博士弟子王小盾教授。小盾兄告诉我，任先生的全集很或许这一二年内要出书齐。我作为孙辈，深感欣喜。欣喜之余，多年前与舅爷来往的情形，一幕幕显现脑际，挥之不去。这些回忆虽为零散的、片断的，却是生动的、鲜活的，且为上述书中所未记载的。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付诸翰墨，以表对舅爷的忆想之情。

  舅爷任中敏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六，但在男性里排行第二，是我奶奶任华（排行第五）的胞弟，是我父亲许建的亲舅舅。父亲称他“二舅”，我就应当称为“二舅爷”，咱们后来背地里称他“二老太爷”，言即他辈分高又在任家男性里排行第二。第一次见到舅爷是1965年11月。那时咱们三弟兄刚随在重庆市作业的母亲迁居到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简称“川师”）与父亲聚会。一天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位亲属老一辈。其时我10岁多一点，现在已记不清舅爷寓居的具体地址。只模模糊糊记住大约是现在九眼桥往西磨子桥方向，那时没有现在的一环路，公交车到九眼桥就是终点站停车场。所以咱们从川师到九眼桥后，还沿着相当于现在的一环路向西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舅爷家。近来才从达瑞兄处获悉，那里是壁环乡民主路3号。

  走上木楼梯到二楼后，眼前完全是一副“书香门第”的现象：书架上的各种我不知道的线装书，琳琅满目，能够两人对坐的大书桌上面有文房四宝和我看不懂的研讨手稿，昭示着主人是位博大精深的文人。墙上悬挂着古色古香的国画和一些不知归于什么体的书法作品。窗台上摆放着像古玩一般的相似宋代青花瓷的花盆，里边种着造型各异的盆景花卉。窗外是一个很小但非常安静的小宅院，院中扶疏的竹丛旁有一口井。这关于其时还住在川师“贫民窟”（筒子楼）里成天与蚊子苍蝇打交道的我来说，好像进入了别的一个别有洞天的国际。

  初见二舅爷，觉得他显得有些“特殊”。只见他身穿与其时盛行的中山装方枘圆凿的对襟大褂外套，头顶散乱的青丝稀少，脸上蓄着两撇其时社会上很少见的“八字胡”，在我这个小孩儿眼中看去，有点像“解放前”的老头儿。关于这种好像“蓬头垢面”的装束，其时不要说我这一个孩子，就连社会上大多数普通百姓或许也难以了解和认同。现在想来，这一方面充沛显示出舅爷那种不媚俗套、不合“潮流”、独立不羁的性情，另一方面也阐明他专心研究学识，很少顾及外表装扮等“俗事”。

  其时一见舅爷这副好像不容接近的容貌，我忍不住产生出少许畏惧感。但当父亲向他介绍我后，他当即走过来与姐姐的亲孙子握手，非常亲热地嘘寒问暖。本来他竟是位可亲可近且心爱的老爷爷！我依照父亲的吩咐怯生生地叫了声“二舅爷爷”。父亲说这种称号太冗长，叫起来不便利。横竖我也没见过亲爷爷，舅爷也无孙子，今后就短小精悍地称号他“爷爷”即可。所以我今后就直接称号舅爷为“爷爷”，水到渠成，也就称号舅奶奶王志渊为“奶奶”了。这样称号既便利，也显得非常接近。舅奶奶也是位慈祥可亲的白叟，急忙抓了些糖块款待咱们。记住那天下午坐了一阵，父亲与舅爷聊了一些咱们小孩子听不懂的话之后，便离开了。

  不久今后，爸爸妈妈领咱们全家去访问了爷爷奶奶，还在他家共进了午饭。当咱们下午预备启航回来川师时，猛地发现其时只要6岁的二弟晓明不见了！舅爷立刻动身寻觅，乃至还到楼下院中的水井探视，怕孩子不小心掉进井中。成果发现狡猾的二弟自己提早跑向了九眼桥方向。我记住这是咱们几个孩子最终一次到舅爷的“书香门第”游玩，由于不久今后，“文革”迸发，舅爷很快被赶出了这儿，搬到水津街（今九眼桥邻近的水井坊接近东门大桥）一带。

  “文革”开端后，已年届70的舅爷遭受了众所周知的苦难。舅爷一家被逼搬迁到水津街一个老宅院里寓居。进宅院之前，从水津街一个拱形门洞进去，穿过约20米的巷道，就是一个天井般的过道。过道左边是共用厨房，右侧是宅院大门。舅爷的“新居”紧接近大门处右侧。

  此刻，曩昔的“书香门第”一去不复返，只要一间约14平方米的房间和半间湿润的耳房。上三级台阶便进房间门。房间里进门就是我了解的那张能够对坐两人的大书桌，舅爷常坐在书桌里边，面临门口款待咱们。里边是老夫妻的双人床，床脚靠墙是大衣柜，床头有一平柜，摆放日用品。要进房间里边，须从大书桌与平柜之间硬挤进去。好在其时人因营养不良皆比较“修长”，挤进去还不太费事。进房门登台阶之前，右边是小耳房。由于地形低洼，耳房显得湿润不胜，所以不能住人。里边堆放了一张因湿润而日益寒酸的长沙发，以及锅、泡菜坛、米坛等厨房用具。共用厨房大约一个宅院只要一个，烧饭各家轮流来。卫生间在何处我已记不清了，横竖也是公共运用的。舅爷家那张古色古香的方形餐桌房间里放不下，便放在天井里。一般老两口用餐便在房间里书桌上进行，有客人（常常是咱们几个孩子）来，便在天井的餐桌上款待。

  不少人对舅爷这种戴上了“反革新”“”帽子的“反抗学术权威”只怕避之不及，底子不或许自动与他来往。如有位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亲属到成都出差，为了避嫌而不敢去看望舅爷。虽然咱们家也遭受苦难，抄家、关“牛棚”（“牛鬼蛇神”会集寓居处）、惩罚性劳改等遭受不断来临到我父亲头上，但我母亲却底子不忌惮这些。她其时在牛市口空压机厂作业，间隔舅爷家比较近，所以常常骑自行车去看望二位白叟。有时在牛市口替他们买一些菜带去，其时买任何东西都需求票证，粮、油、肉票不用说，乃至连盐巴、白糖、粉条、豆腐、木耳、黄花等皆规定要票证。白叟家有时不知把票证放到啥当地去了，妈妈就把我家的票给他们一点。有时陪舅奶奶聊谈天，看看他们二老有无需求帮助之事。她们都是江苏人，很有共同语言。经过谈天，深化了解到舅爷是位脾气顽强、事业心很强的社会科学作业者。

  “文革”时，作为被戴上“前史反革新”和“分子”帽子的舅爷常常被逼去参与“革新造反派”安排的林林总总的批斗会、“学习班”，或带着小板凳去从事拔草等劳作以“改造思想”。这是非常凌辱品格的“待遇”，令人非常愤激。所以其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处于心境抑郁、胆战心惊、烦躁不安的状况。但顽强的舅爷心中不服气，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垂头认罪，他却坚持昂头不从。

  此刻舅爷的薪酬被停发，致使两位白叟日子无着。舅爷的学术帮手龙晦先生便每月托付儿子龙达瑞送去10元，以聊补无米之炊。后来舅爷又被送往什邡军垦农场“劳作改造”，至1971年才回来成都。1971年舅爷康复薪酬发放后，又将这些钱装在信封内，托达瑞兄还给龙先生。其时我父亲被关在“牛棚”，家里被抄，出来后不久父亲又到军垦农场。母亲带咱们3个孩子惶惑度日，包含为了逃避日益剧烈的“武斗”而到乡间“避祸”。舅爷的这种境遇咱们全然不知，皆是近来才从达瑞兄处得知。

  其间有件事特别令人气愤。舅爷曾有一部作品，中华书局预备出书，并预先支付了千元稿酬，这在“文革”前算是巨额收入了。“文革”开端后，四川大学中文系造反派抄家时，领头的青年教师抄走了舅爷的这部手稿和预付稿酬，事后又否定有此事，活生生地将这笔巨款私吞。中华书局没有正真取得书稿，天经地义地要舅爷交还稿酬。舅爷既拿不出书稿，又无法退出稿酬，急得穷途末路。由于这不光自己利益受损，并且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庄严也遭到极大损伤。但舅爷考虑到我家的困难——家里3个小孩，爸爸妈妈薪酬也不高，还要接济扬州的爷爷和姑姑（爷爷作为一位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被过错地打成“反革新”和“”并开除公职，直到1979年才）——所以没有当即对咱们说，而是向北京的几位侄子求救。我的这几位表伯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咱们凑了一些钱，才算帮舅爷渡过了难关。后来舅爷又用自己的薪酬逐步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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