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勇院士：我是一个会用科技种庄稼的农民

  挽起裤腿，戴上草帽，推起小轮车，播下水稻种子……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领6位院士和数百位专家学者来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在田间为农民进行水稻旱作技术指导。

  在去年党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朱有勇曾讲述“水稻上山”的故事。一直以来，竹塘乡存在高产水田占比少的问题，为了让山区农民都能吃上自己种的大米，朱有勇决定在竹塘乡创新推广山区水稻旱作高产技术，“每年效益（一亩）增加了几百元，2022年共完成水稻旱作播种8761亩，最高亩产788公斤”，这项技术促进了山区、半山区耕种的节本增效，还建立起了一道针对草地贪夜蛾的生态安全屏障。

  朱有勇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土豆院士”，他教农民用冬闲田种上了冬季马铃薯，2018年还把乡亲种的马铃薯带到了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通道上。在澜沧县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蒿枝坝的花儿开了》唱道，“冬天洋芋美如画，根深叶茂个头大，家家都有致富花”。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朱有勇在澜沧县驻扎了8年，曾经贫困、闭塞的澜沧县变成了如今绽放“致富花”的地方。近日，朱有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说，一定要让农民变成新型农民，让他们有产业意识、技术意识，更有知识意识，“只有这种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改变”。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院士’是什么人，只是常常看到他下地干活儿，还给我们讲些农作物种植知识。”竹塘乡蒿枝坝村村民李福记得第一次见到朱有勇的情景，“那天刚下过雨，他就站在田里看我们种的庄稼”。

  2015年，中国工程院确定了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近60岁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奋勇来到这里，并在竹塘乡建起了“院士小院”。小院里常常挤满从周边村子赶来的农民，他们盼望院士为自家的庄稼产量出谋划策。李福心想，“原来院士是和农民一起种地的人”。

  “这里曾经是一个不该贫困却又很贫困的地方。”朱有勇回忆，那时澜沧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村里房屋大多是透风漏雨的篱笆房，没有一条水泥路能通往村子，各家各户的粮食产量也不高。但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非常好，不仅土壤肥沃，降雨量也适合农作物生长。他下定决心，要为这里做点儿事情。

  不过，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成功。曾经，朱有勇想发展林下养鸡，养了2000只鸡但卖不出去；想发展林下种菇技术，但当地野生菌很丰富，销量也不如预期……

  “我们科技工作人员就是要去研究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最适合种什么作物，把作物种在最适合的地方，进而发展出一个产业。”几番失败后，朱有勇意识到要带领村民种植“卖得出去”的农作物。

  在澜沧县的田野上，朱有勇带领团队研究出了冬季马铃薯种植技术、给葡萄“打伞”的避雨栽培技术，还解决了三七种植的“连作障碍”，一项项科技成果变成让村民致富的“硬实力”。

  过去，澜沧县一直存在教育起步晚、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直接流入社会，很多人往往因为不具备专业相关知识能力再次返乡务农。

  2017年，朱有勇在澜沧县开设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在这间田野上的“大教室”中，学员都是当地的农民，每上完一堂课，都要按照老师留的作业去种一亩土豆、一亩田七、一亩葡萄，考试成绩依农作物产量和个头评测给出。

  这里还开设了电子商务、营销学等课程，朱有勇说：“从这里‘毕业’的农民不仅让自己的家脱了贫，甚至把整个村子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李福就是靠在这间“教室”里学到的知识实现了马铃薯规模化种植，开通了网络销售经营渠道。不到两年的时间，家庭人均收入成倍增长，还盖起了新房子。

  “我们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李福说。

  “我做院士也好，当教授也罢，归根结底我还是一个农民，一个会用科技种庄稼的农民。”朱有勇于2004年担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不过两年后便辞去校长职务，潜心农业科研。他认为，“我做科技工作人员会做得更好”。

  去年，根据朱有勇的经历改编的电影《农民院士》上映。片中，朱有勇带领团队用10多年的时间攻克了三七易生病、无法连续多年种植的难题，有企业愿出高价购买这项技术，朱有勇却决定将其丝毫没有保留地留给农民。

  “这一幕是真实发生的。”朱有勇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想让大家都吃上安全的粮食，如果这项技术变成赚钱的工具，我接受不了，也没有一点意义。”

  他记得，小时候自己的村子里很多人都吃不饱饭。后来，村里开始引进化肥提高庄稼的产量。从那时起，朱有勇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1977年恢复高考，朱有勇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从田间地头来到大学课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道自己答不出的问题——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利用什么控制病虫害？

  在当时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朱有勇只能靠书本和实验慢慢摸索答案。在一次走访调查中，朱有勇发现，只种糯稻的田地里出现了大面积发黄的现象，基本上没有收成，而另外几块与杂交稻共同种植的糯稻田却没有“生病”。

  同样的品种，为什么采用不一样的种植方法，就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生长情况？朱有勇觉得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不过，科学实验之路并不是特别容易，朱有勇在那块试验田干了7年，没有一点进展。迷茫之际，朱有勇踏上了去海外寻找答案的道路。

  在国外留学期间，朱有勇第一次见到了上百亩的试验田，那时候他才知道农学生态实验必须要有大面积的重复种植实践。回国之后，朱有勇便立即投入新一轮的实验，他向云南省申请了2000多亩试验田，第二年将其扩大到5000多亩，第三年又继续扩大到两万亩。终于，实验成功了！

  在朱有勇看来，这项科学实验的经历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从院士到扎根田野间的“农民”，朱有勇说：“我只写出两篇论文，一篇是20年前从2000亩试验田扩大到两万亩的实验成果，另一篇就是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能帮千千万万农民解决吃饭问题，才是做实验、写论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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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起裤腿，戴上草帽，推起小轮车，播下水稻种子……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领6位院士和数百位专家学者来到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在田间为农民进行水稻旱作技术指导。

  在去年党的二十大代表通道上，朱有勇曾讲述“水稻上山”的故事。一直以来，竹塘乡存在高产水田占比少的问题，为了让山区农民都能吃上自己种的大米，朱有勇决定在竹塘乡创新推广山区水稻旱作高产技术，“每年效益（一亩）增加了几百元，2022年共完成水稻旱作播种8761亩，最高亩产788公斤”，这项技术促进了山区、半山区耕种的节本增效，还建立起了一道针对草地贪夜蛾的生态安全屏障。

  朱有勇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土豆院士”，他教农民用冬闲田种上了冬季马铃薯，2018年还把乡亲种的马铃薯带到了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通道上。在澜沧县传唱度很高的歌曲《蒿枝坝的花儿开了》唱道，“冬天洋芋美如画，根深叶茂个头大，家家都有致富花”。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朱有勇在澜沧县驻扎了8年，曾经贫困、闭塞的澜沧县变成了如今绽放“致富花”的地方。近日，朱有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说，一定要让农民变成新型农民，让他们有产业意识、技术意识，更有知识意识，“只有这种改变才是最根本的改变”。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院士’是什么人，只是常常看到他下地干活儿，还给我们讲些农作物种植知识。”竹塘乡蒿枝坝村村民李福记得第一次见到朱有勇的情景，“那天刚下过雨，他就站在田里看我们种的庄稼”。

  2015年，中国工程院确定了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近60岁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奋勇来到这里，并在竹塘乡建起了“院士小院”。小院里常常挤满从周边村子赶来的农民，他们盼望院士为自家的庄稼产量出谋划策。李福心想，“原来院士是和农民一起种地的人”。

  “这里曾经是一个不该贫困却又很贫困的地方。”朱有勇回忆，那时澜沧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村里房屋大多是透风漏雨的篱笆房，没有一条水泥路能通往村子，各家各户的粮食产量也不高。但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非常好，不仅土壤肥沃，降雨量也适合农作物生长。他下定决心，要为这里做点儿事情。

  不过，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成功。曾经，朱有勇想发展林下养鸡，养了2000只鸡但卖不出去；想发展林下种菇技术，但当地野生菌很丰富，销量也不如预期……

  “我们科技工作人员就是要去研究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最适合种什么作物，把作物种在最适合的地方，进而发展出一个产业。”几番失败后，朱有勇意识到要带领村民种植“卖得出去”的农作物。

  在澜沧县的田野上，朱有勇带领团队研究出了冬季马铃薯种植技术、给葡萄“打伞”的避雨栽培技术，还解决了三七种植的“连作障碍”，一项项科技成果变成让村民致富的“硬实力”。

  过去，澜沧县一直存在教育起步晚、民众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直接流入社会，很多人往往因为不具备专业相关知识能力再次返乡务农。

  2017年，朱有勇在澜沧县开设中国工程院科技扶贫技能实训班。在这间田野上的“大教室”中，学员都是当地的农民，每上完一堂课，都要按照老师留的作业去种一亩土豆、一亩田七、一亩葡萄，考试成绩依农作物产量和个头评测给出。

  这里还开设了电子商务、营销学等课程，朱有勇说：“从这里‘毕业’的农民不仅让自己的家脱了贫，甚至把整个村子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李福就是靠在这间“教室”里学到的知识实现了马铃薯规模化种植，开通了网络销售经营渠道。不到两年的时间，家庭人均收入成倍增长，还盖起了新房子。

  “我们看到了知识的重要性，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信心了。”李福说。

  “我做院士也好，当教授也罢，归根结底我还是一个农民，一个会用科技种庄稼的农民。”朱有勇于2004年担任云南农业大学校长，不过两年后便辞去校长职务，潜心农业科研。他认为，“我做科技工作人员会做得更好”。

  去年，根据朱有勇的经历改编的电影《农民院士》上映。片中，朱有勇带领团队用10多年的时间攻克了三七易生病、无法连续多年种植的难题，有企业愿出高价购买这项技术，朱有勇却决定将其丝毫没有保留地留给农民。

  “这一幕是真实发生的。”朱有勇在接受记者正常采访时说，“我想让大家都吃上安全的粮食，如果这项技术变成赚钱的工具，我接受不了，也没有一点意义。”

  他记得，小时候自己的村子里很多人都吃不饱饭。后来，村里开始引进化肥提高庄稼的产量。从那时起，朱有勇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农业科学家。

  1977年恢复高考，朱有勇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从田间地头来到大学课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道自己答不出的问题——追溯世界农业历史，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害不足百年，在几千年传统农业生产中，利用什么控制病虫害？

  在当时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朱有勇只能靠书本和实验慢慢摸索答案。在一次走访调查中，朱有勇发现，只种糯稻的田地里出现了大面积发黄的现象，基本上没有收成，而另外几块与杂交稻共同种植的糯稻田却没有“生病”。

  同样的品种，为什么采用不一样的种植方法，就能出现截然不同的生长情况？朱有勇觉得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不过，科学实验之路并不是特别容易，朱有勇在那块试验田干了7年，没有一点进展。迷茫之际，朱有勇踏上了去海外寻找答案的道路。

  在国外留学期间，朱有勇第一次见到了上百亩的试验田，那时候他才知道农学生态实验必须要有大面积的重复种植实践。回国之后，朱有勇便立即投入新一轮的实验，他向云南省申请了2000多亩试验田，第二年将其扩大到5000多亩，第三年又继续扩大到两万亩。终于，实验成功了！

  在朱有勇看来，这项科学实验的经历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从院士到扎根田野间的“农民”，朱有勇说：“我只写出两篇论文，一篇是20年前从2000亩试验田扩大到两万亩的实验成果，另一篇就是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论文。能帮千千万万农民解决吃饭问题，才是做实验、写论文的意义。”